清代学术思想，在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占着很灿烂的一页。
清初大师如王夫之等，类皆明代遗老，其言论，其思想，其行动，均染上很浓重的“民族的”彩色。王氏之“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的民族主义，虽含有多量的报复成分，然其为民族而不屈不挠的精神，已足以丧今日民族败类之胆。而清末章炳麟之“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的民族平等主义，几可以与孙中山先生之民族平等主义异曲同工。
其次，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等自身感受明代地主政权沦落的惨痛教训，莫不孜孜于地主自救运动的策划与实践。顾氏采取由徐光启、李之藻所介绍过来的西洋科学方法，考证名物训诂，究古今治乱之迹，开清代考证学之先声，在清代学术史上辟一新园地。但是，由于考证学之不正轨的发展，如阎若璩，如惠栋改变顾氏以考证学为治学手段的观念而易以以考证学为治学目的的观念，以至发生“为考证学而治考证学”的信念，确非顾氏创始时所料及。这固然是清代思想发展上的障碍；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古籍文字的训诂，材料的辩伪，获得伟大的成果，给今后治中国史者以种种方便。
戴震说“遏欲之害，甚于防川”，道破了宋儒“无欲”、“絜欲”之说的欺骗性、虚伪性，较之王夫之之所云“天理在人欲中”之说，更要澈底。宋儒性理之学，经王夫之之抨击，而濒于破产；经戴氏之再度抨击，而根本肃清，促进中国的人生哲学回复到“现实”之门，戴氏与有为焉。蒋方震赞翊戴氏之说为“震古铄今”，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曾国藩、张之洞等的洋务运动，虽在企图充实封建社会的机构；但是新兴布尔乔亚的思想、文化，都在洋务运动的进展中而萌芽、生长，推翻满清的革命分子，实有不少是从曾国藩所遣派留洋的聪颖子弟所转变过来的；推翻满清首义地的武汉，正是张之洞为维持满清封建政权而建立新军的根据地。所以，曾、张洋务运动虽在为满清异族图谋，而结果却给中国思想文化的新生树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不过，曾、张只看到西洋的“艺”是中国所没有的，所以喊出“学夷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来吸收西洋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意识到西洋有甚么“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仅重视西洋的“艺”，而且重视西洋的“道”，他们企图把西洋的整个文化搬运到中国来，代替中国固有的文化。在政治方面，正式的提出建设民主政权，在历史上有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即基于这一观点而爆发的。他们以英勇的、奋斗的、牺牲的精神，来实现他们政治上的期望。虽然谭嗣同等在封建势力反动之下作了壮烈的牺牲，却已展开了中国革命流血的序幕。
康有为梁启超的文化革新运动，即是他的维新运动的一面。康氏把数千年来封建社会所宗奉的经典在一个“伪”字和“孔子托古改制”的口号下，予以否定。梁氏“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对于中国过去及现在的政治文化道德有严厉的批判与检讨。在另一方面，对于西洋布尔乔亚的政治、文化、道德有详尽的介绍与宣扬，在中国文化的启蒙运动上尽了不少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说，有了“戊戌”的维新运动的蓄积，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先生所主持的新文化运动，还是“戊戌”文化运动的发展，陈、胡、钱不过是康、梁的承继者。现在，“五四”文化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自然有继续“五四”文化运动而开展的必要，也可以说，我们还是要继承“戊戌”未完成的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的内容，就是“科学”与“民主”，现在国难日急，我们更需要把“科学”与“民主”两者，普遍到全民族各个阶层里去，以作为武装全民族思想充实全民族智能的武器。“戊戌”的维新运动，“五四”的文化运动，以及现在的救亡文化运动，都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戊戌”是启蒙运动的萌芽期，“五四”是启蒙运动的长成期，现在的救亡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的完成期。这三个时期的精神是一贯的，而且是发展的，“五四”文化运动是“戊戌”文化运动的发展，现在的救亡文化运动，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发展。我们从事救亡文化运动的文化工作者不要忘记了“戊戌”文化运动诸位大师，我们要接受他们文化运动的优良的经验，来完成现在的救亡文化事业。
一九三六，一二，二六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