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字幾道，又号幼陵。福建侯官人。生于清咸丰三年，死于民国十年（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初入沈葆桢所设之船政学校，于一八七八年赴英留学，得受西洋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归国后，初任海军学堂教习；甲午召对，上万言书，请求采用西洋资本主义法度，不用。后任海军部协都统、学部名词馆总纂、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一八六七年以后，中国已有“译署”及“同文馆”的设立，这是想摄取西洋资本国家的法宝，来应付转变中的中国社会。严氏即是主持翻译界的中心人物。他在翻译方面，关于逻辑学者，有穆勒的《名学》，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关于哲学者，有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关于经济学者，有亚丹斯密的《原富》。关于政治哲学者，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几乎把西洋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作品，都介绍到中国来了。他不仅自己努力迻译，而且鼓吹他人也迻译西学。他认为：“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天演论·自序》） 为中国学术思想停滞或学术思想倒退的主因，故大声疾呼而抨击之。但是，介绍西洋学术思想——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自然他要努力克服这三难，以至发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天演论·例言》） 的郑重态度。
他的认识论，是一种经验论。他认为由自身之社会生活经验，为求通达事理之必然的途径。他说：
盖天之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之俱来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吴。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政治讲义》）
根着多次的“阅历”而成立“公例”，以为认识实理的阶梯，这确是很科学的。同时，他对于事物，必求因果关系。他说：
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俯观仰察，人欲求智，莫不皆然。（同上）
因为要追求事物之因果，所以他又主张“察其曲而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据公理以断众事，设定数以逆未然”。（《天演论·自序》） 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逻辑学似乎抱着坚决的信任。
从他经验论的认识论出发，因而产生进化论的历史观。认为社会是不断的往前进化，而社会制度也随社会进化而向前发展的。他说：
群学之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过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之生番，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之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政制矣。（《政治讲义》）
他接收了甄格思的社会进化说，确认现在的欧美各国已进化到军国主义时代，而中国还是停留在宗法社会中，紧紧地把握住西洋的和中国的现阶段之社会形态。
从他进化的历史观出发，应用西学最善最新之涂术，以研究中外历代治乱兴亡之所由，他说：
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善最新之涂术，何则？其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段，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同上）
他要分类地去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要个别地去觅寻世界各种政府机关的功用；从这广泛的研究，企图获得一般政治的公例，以作为当时中国政治动向的借镜，他研究的结果，找出中国历代兴亡治乱之由，乃是因为生齿繁重，消费超过了生产，和封建剥削太繁重的关系，这大概是受了马尔塞斯《人口论》所遗留的毒素的影响。所以他说：
往往一人之身，糊口无术，娶妻生子，视为固然。……而国家又无移民之法，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此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相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如有三保》）
他从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兴亡治乱，而把个人创造历史的观念一概抹杀，这确实是很卓越的见解，他既明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性，所以指责单采取西洋之物质文明是没有用处的。他说：
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废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原强》）
资本社会的法宝——轮船、海军、洋操等，搬运到中国来，仍不能避免“甲午”的战败；因而他主张把西洋整个社会制度及社会意识搬到中国来，中国才有富强的可能，所以接着又说：
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氏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同上）
他认为中国不能“富强”的症结，乃在不“自利”、“自由”、“自治”。（严格地说起来，中国不能“富强”，乃是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的关系） 不过，他所谓“自由”，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必须以不违背治理原则为条件，故他又说：“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政治讲义》） 他的治理原则，就是立宪政体。他说：
尝云，有独治之专制，有以众治寡之立宪。以众治寡之制，虽不足当政界极诣之治，而立宪则舍此殆无他术，故为今日最要政体。（同上）
他在这里充满了民权革命的思想，这是当时新兴布尔乔亚一致的要求。不过，严氏究是一位还保存多量封建意识的人物，因而他仍主张把一国之权力操之一人之手。他说：
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务会合，未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同上）
因而他颂扬孔子六艺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天演论·自序》） ，而晚年昌言中国不适于民治者，并不是偶然的。
本节基本参考书
陈恭禄 《中国近代史》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
张之洞 《南皮宫保奏议》
《劝学篇》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
《大同书》
《戊戌奏稿》
谭嗣同 《谭浏阳全集》
梁启超 《饮冰室全集》
章炳麟 《章太炎先生所著书》
严 复 《政治讲义》
《天演论·自序》
[1] 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引文云：道光十四年居住在广州的伯特·阿鲍说：“广东的职工举行了真正的威胁，要求停止棉纱的输入。他们……说棉纱输入的增加，把他们妻子们的绩棉纺纱所得的利益剥夺了。他们为给予其所提出的要求以力量，便声明如在其织机上遇到英国的棉纱，立即把它焚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