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原名绛，字太炎，浙江余杭人。生于清同治七年，卒于民国二十五年（一八六七—一九三六）。少年时谨守古学，以治《左氏春秋》见知于张之洞，然以“文字谲怪”，不得见用。他富于民族思想，在日曾组织光复会，以作为排满之政治集团；并为着种族革命的实践而饱尝过铁窗风味。他对于文字学曾有伟大的贡献，探究文字之始，谓“文字之本，肇于语言”；改变中国流行三千年之“小学”名称，易为“文字学”，以符其实。并曾把“条理凌乱，文辞破碎”的国故，作有系统的整理与严谨的批判。著述甚富，其著者，有《文始》、《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及《文录》、《别录》等作，俱收集在《章氏丛书》中。
他在认识论上，否认有神论，力辟耶和瓦之“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故为众生之父”（《无神论》） 之谬说。“无始无终者，超绝时间之谓也。既已超绝时间，则创造之七日，以何时为第一日。若果有第一日，则不得云无始矣。若云创造以前固是无始，惟创造则以第一日为始。夫耶和瓦既无始矣，用不离体，则创造亦当无始。……既已超绝时间，则所谓末日审判者，以何时为末日有末日亦不得云无终矣。若云此末日者惟是世界之终，而非耶和瓦之终，则耶和瓦之成此世界，坏此世界，又何其起灭无常也？而何无终之云。”（同上） 这已暴露“无始无终”说的矛盾。“全知全能者，犹佛家所谓萨婆者也。今试问彼教曰：耶和瓦者，果欲人之为善乎？抑欲人之为不善乎？则必曰欲人为善矣，人类由耶和瓦创造而成。耶和瓦既全能矣，必能造一纯善无缺之人，而恶性无自起，恶性既起，故不得不归咎于天魔。虽然，是特为耶和瓦诿过地耳，彼天魔者，是耶和瓦所造，抑非耶和瓦所造耶？若云是耶和瓦所造，则造此天魔时，已留一不善之根，以为惑诱世人之用，是则与欲人为善之心相刺谬也。若云非耶和瓦所造，则此天魔本与耶和瓦对立，而耶和瓦亦不得云绝对无二矣。若云此天魔者违背命令，陷于不善，耶和瓦既已全能，何不造一不能违背命令之人，而必造此能违背命令之人？”（同上） 这已暴露“全知全能”说之矛盾。“绝对无二者，谓其独立于万有之上也。则问此耶和瓦之创造万有也，为于耶和瓦外无质料乎？为于耶和瓦外有质料乎？若云耶和瓦外，本无质料，此质料者皆具足于耶和瓦中，则一切万有亦具足于耶和瓦中，必如庄子之说自然流出而后可，亦无庸创造矣。”（同上） 这已暴露“绝对无二”说的矛盾。“无所不备者，谓其无待于外也。则问此耶和瓦之创造万有也，为有需求乎？为无需求乎？若无需求，则亦无庸创造；若有需求，此需求者，当为何物何事？则必曰善耳善耳。夫所以求善者，本有不善，故欲以善对治之也。今耶和瓦既无所不备，则万善具足矣，而又奚必造此人类以增其善。人类有善，于耶和瓦不增一发；人类不善，于耶和瓦无损秋毫，若其可以增损，则不得云无所不备也。”（同上） 这已暴露“无所不备”说的矛盾。“基督教人，以此四因成立耶和瓦为众生之父，夫其四因，本不足以成立，则父性亦不极成。虽然，姑就父性质之，则问此耶和瓦者，为有人格乎？为无人格乎？若无人格，则不异于佛家所谓臧识，臧识虽为万物之本原，而不得以臧识为父，所以者何？父者有人格之名，非无人格之名。人之生也，亦有赖于空气地球，非空气地球，则不能生。然不闻以空气地球为父，此父天母地之说，所以徒为戏论也。若云有人格者，则耶和瓦与生人，各有自性。譬如人间父子，肢体既殊，志行亦异，不得以父并包其子，亦不得以子归纳于父，若是则非无所不备也。”（同上） 这又已暴露“众生之父”说的矛盾。他这样以锋锐的文章抨击有神论者，并已暗示宗教在今日人类社会无存在的价值，充分地表现布尔乔亚的进步性。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唯物论，他对于唯物论有一个很幼稚的解释：
惟物者，自物而外，不得有佗应用。科学者，非即科学自体，而即科学之研究。物质者，亦非真惟物论。是何也？言科学者，不能舍因果律。因果非物，乃原型观念之一端，既许因果，即于物外有佗矣。真持唯物论者……彼实轶出经验以外，以求本根于无方分者，况其所谓原子，非独物有，亦许心有，则仍是心物二元也。……因云果云，此皆联想所成。联想云何？凡同一事而屡见者，即人心之习贯所由生。初见一事，前有此，后有彼；继见一事，前有此，后有彼，如是更十百次皆前有此，后有彼，遂以此为彼因，彼为此果，其实非有素定也。且夫白日舒光，爟火发热，亦其见象。然则以为日必舒光，火必发热则不可。惟根识所触证者，有日与火之见象，必有光与热之见象随之。以吾心之牵联，而谓物自牵联，乃豁然定为因果。若就物言，日自日耳，何与于光；火自火耳，岂关于热？安见有日必有光，火必有热者？（《四惑论》）
在这里，他不仅否认唯物论，而且否认了因果律，强调心物二元论之正确性，实则已陷于观念论的深渊。他以“公理”、“唯物”、“进化”、“自然”为四惑者，并不是偶然的。
他的社会观，确立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性，认为个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个人的总体。他说：
今夫人不与社会相扶助者，是势所不能也，虑犹细胞血轮，互相集合，以成人体，然细胞离于全体，则不独活，而以个人离于社会，则非不可以独活，衣皮茹草，随在皆足自存，顾人莫肯为耳。夫莫肯为则资用繁多，不得不与社会相系。故曰人不与社会相扶助者，是势所不能也。（同上）
个人既与社会有不可分性，那么，个人应当为个人的总体——社会而努力奋斗，使社会愈趋于完善之境，俾个人得享受其完善社会之幸福，但是，章氏却认为改革社会为“盗窃”。他说：
其为种族革命欤，政治革命欤，社会革命欤，必非以一人赴汤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随我赴汤蹈刃者尚亿万人，如是则地狱非我所独入，当有与我俱入者在，而独尸是语以为名高，斯亦何异于盗窃乎。余以为众力集成之事，直无一可宝贵者，非独莅官行政为然，虽改造社会亦然。（同上）
一方面认为“人与社会相扶助”，另一方面却不肯为社会奋斗，他的后半生放弃革命事业，想从其不完善的社会观所派生出来的。
他的政治论，概言之，为“建立民国”。为着要达到建立民国之终极目的，惟有革命之一途，因而他十分颂扬革命：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在这里，不仅道出革命的消极作用（破坏） ，而且道出革命的积极作用（建设） ，这是非常正确的见解。康有为自戊戌政变后，只主张立宪而反对革命，他坚决地批评之：
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佗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成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皆智慧者也。（同上）
革命可以开民智，有了革命的行动，然后可以产生革命的理论，以作为树立民主共和政体之基础。从这里，他更积极地讽刺康氏请求立宪之举，谓“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同上） 这就是说，立宪须要斗争，不须要哀求，要由斗争得来的宪法才是实际的宪法；由诏旨得来的宪法，那是不实际的宪法。是章氏对于革命的要求，何等坚决！
他所憧憬的理想政治，为民主，但是，究竟是怎样的民主政治呢？他在《代议然否论》里，有如是的一幅画图：
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使后昆无得革更，其事云何？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佗无得与，所以明分局也。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所以防比周也。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校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佗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敌体，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也。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所以戒奸纪也。总统任官，以停年格迁举之，有劳则准则例而超除之，佗不得用官，有专门者，毋得更调，不使元首以所好用人也。在官者非有过失罪状为法吏所报当者，总统不得以意降调，不使元首以所恶黜人也。凡事以总统亲裁者，必与国务官共署而行之，有过则共任之，不使过归于下也。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所以正过举塞官邪也。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贰于国也。有割地卖国诸罪，无公布私行皆殊死，不与寻常过举官邪同也。司法枉桡，甚长得治之，长不治，民得请于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所以牵独断也。凡经费出入，政府岁下甚数于民，所以止奸欺也。凡因事加税者，先令地方官各询其民，民可则行之，否则止之，不以少数制多数也。数处可否相错者，各视其处而行止之，不以多数制少数也。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滥也。民平时无得举代议士，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率县一人。议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祸难也。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凡是皆所以抑官吏伸齐民也。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一，以为饩禀，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佗人者，重其罪，藉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强振贫弱也。夫如是，则君权可制矣，民困可息矣。
在政治上，主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一切以民意为依归，官吏亦不得任意违法，用人以人才为主。在经济上，主张耕者有其田，加重遗产税，财政绝对公开，而反对官吏私营实业。在文化上，主张言论自由、讲学自由、学校独立，这都是非常进步的政见。惟反对用纸币，似乎是一种落后的意见，因为世界各国，都发展到金本位或纸币时代，而我们用银铜铸币，实在不合时代潮流。在上述的引语里，充分地表现章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其次，他的种族革命论，有极精辟的见解。他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痛恨满人刺骨，辛亥武昌起义讨满洲的檄文，就是他的手笔。他罗列满人有十四大罪状：
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代北群胡犹不敢陵轹汉族。虏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岁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既据燕都，征固本京饷，以实故土，屯积辽东，不入经费，又熔金巨亿，贮之先陵；穿地臧资，行同盗贼，故使财币不流，汉民日匮，无小无大，转于沟壑，其罪二也。诡言仁政，永不加赋；乃悉收州县耗羡，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余厘金夫马杂税之属，岁有增加。外窃仁声，内为饕餮，其罪三也。自流寇肆虐，遗黎雕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其罪四也。台湾郑氏，舟师入讨，惧海滨居民之为乡导，悉数内迁，特申海禁，其后海外侨民，为荷兰所戮者三万余人。自以开衅中华，上书谢罪，大酋弘历，悉置不问。且云寇盗之徒，任尔殄灭。自是白人始快其意，遂令南洋侨民，死亡无日，其罪五也。昔胡元入寇，赵氏犹有瀛国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满洲戕虐弘光，朱氏旧宗，劋灭殆尽；延恩赐爵，只以欺世，其罪六也。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自知貉子干纪，罪在不赦；夷夏之念，非可刬绝。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庄廷image 、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锡侯、胡中藻等，皆以议论自恣，或托讽刺于诗歌字书之间，虏遂处以极刑，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其罪七也。前世史书之毁，多由载笔直臣，书其虐政，若在旧朝，一无所问。虏以人心思汉，宜所遏绝。焚毁旧籍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其罪八也。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诸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其罪九也。法律既成，即当遵守，军容国容，互不相入。虏既多设条例，务为纠葛，督抚在外，一切以便宜从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寻常私罪，多不覆按。府电朝下，囚人夕诛，好恶因于郡县，生杀成于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问，遂令刑章枉桡，呼天无所，其罪十也。警察之设，本以禁暴诘奸。虏既利其虚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后盗贼而先士人；**威所播，舍奸宄而取良奥。朝市骚烦，道路侧目，其罪十一也。犬羊之性，父子无别。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妹为法制，其佗烝报，史不绝书。汉士在朝，习其**慝，人为雄狐，家有麀鹿，使中夏清严之俗，扫地无余，其罪十二也。官常之败，恒由贿赂，前世臧吏，多于朝堂杖杀，子姓流窜，不齿齐民。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箸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任用贪墨，因亦籍没其家，以实府臧。盗风既长，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其罪十三也。毡笠绛英以为帽，端罩箭衣以为服，索头垂尾以为鬘，鞅靷璎珞以为饰。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絷，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十四也。（《讨满洲檄文》）
这把满人对汉族所加之政治压迫、民族仇视、文化统治、思想钳制，写得非常生动。因而下了一个“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决心。在清末，康有为因受了满人的豢养而主张保皇，他直斥之为“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斥之为“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豭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同上） 斥之为“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瘖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同上） 其在种族革命文化的建立上确具有不朽的功绩。
尤有言者，章氏不是一个狭义的种族革命论者，他的种族革命论，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有同样的意义。即是说，他不赞成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而主张世界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强国的国民不用民族主义作为侵略弱小民族的幌子，弱国的国民却应以民族主义作为反侵略的工具。他说：
处盛强之地而言爱国者，惟有侵略佗人，饰以良誉，为枭为鸱，则反对之宜也。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特以佗人之翦灭**我，而思还其所故有者。过此以外，未尝有所加害于人。其言爱国，则何反对之有？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亦如自尊之念，处显贵者不可有，居穷约者不可无，要以自保平衡而已。（《国家论》）
他之所谓“自保”，就是孙先生的“民族自求解放”；他之所谓“平衡”，就是孙先生的“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他要拿起他种族革命论，把中华民族从满人压迫下和各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不是狭义的种族主义者，或狭义的爱国主义者，在下列的引语里说得更为露骨：“人于居服，当其可弃则弃之，人于国家，当其可废则废之，其喻正同，势未可脱，则存之，亦宜也。……不许国家事业为神圣，则凡言救国者悉成猥贱；虽然，救国之义，必不因是障碍；以人之自卫，不论荣辱。”（同上） 这已透露了“国家”不过是保存民族的工具。到了民族独立的时代，“废之”也没有关系；但是，处在中国民族受压迫的今日，应当要拿这个宝贝以为民族求解放的武器。而且国民参加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也不应有“荣辱”之分，这确实是很精辟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