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三月
我喜欢重庆。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时，我才抵达重庆不到一个小时。坐在轻轨上，从机场到观音桥，最开始的几站人还不是很多。也就是这个时候，下午五点的日光爬过轻轨的窗户，慢慢透了进来。在这个车厢中，还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我们彼此分享着这傍晚金黄色的夕阳，任凭它肆意懒洋洋地洒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涌起一股类似于文艺青年“伤春悲秋”的喜悦感，并由此爱上重庆。
我当然不是第一次坐轻轨，也不是第一次在轻轨中看到日光或夕阳，但我确实很久没有在公共交通中产生这股安详感了。或许跟对面的乘客有关？他们一行四人，三女一男，似乎其中一对是情侣，三个女生又是朋友，彼此说着话，时不时又嗤笑一下，像是日本漫画中的电车少女，健康又充满朝气。
重庆在我眼中是“土气”的，四面环山的盆地，隐隐约约间总有回到老家的感觉。
“山城”无疑从名字上就让我有了好感，似乎我来的时机也刚刚好。“这几年种了树，空气好多了，早些年来，都是尘土。”到了晓茉家时，晓茉的外婆这么对我说。老太太今年七十多了，身子骨却特别硬朗，没事还喜欢用iPad玩纸牌游戏。晓茉，是去年在我家住过一周左右的沙发客。这个女孩非常有趣，初中就开始一个人旅行；去年夏天，她从重庆出发游江、浙、沪，其间在我们家待了几天，我们因此而认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我的“重庆之行”，便会是这句话。
再次见晓茉，一点点拘谨的感觉都没有，她也是去年我和兔子接待的沙发客中，唯一还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女孩。她在厦门的时候跟我分享她的见闻，我也跟她分享我第一本书的进展。因此与其说这一次旅行是“认识”或“见识”重庆，不如说是“见见老友”-只不过这个老友住得比较远，不像其他在上海的朋友坐个地铁就能见到，需要坐飞机才能见上。
晓茉自己家在中央美地，更让我对这个女生刮目相看。因为在我看来，我远没有想到她的家境会如此之好，她不仅没有一丁点儿大小姐架子，相反十分独立和随和。她的性格很多样：喜欢户外运动，时不时就要找个周末去野外露营，却也想着毕业后去城画上班，如果可行就定居广州。她是令人安心的，没有现今年轻人的浮躁感，生活在她脚下，像是一幅霍比特人的中土冒险地图，一步一步打开，一步一步向前，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
我在重庆并没有去很多地方，何况中间两天又抽空去了一趟成都，但我着实喜欢待在晓茉家。她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院子，院子里围着木桩或篱笆，绿色的枝叶绕着它们生长，将院子打造成属于自己私密的静谧地。院子连着落地窗，没有传统意义上城市中厚重得加了好几把锁的防盗门，而且落地窗就是大门。得益于此，客厅便变得格外敞亮，饭厅和客厅是一体的，还可以直接通到后边的阳台。
四月还没有来，但他们说夏天已经快到了。不知道下一次来重庆，或是下一次见晓茉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各自的旅行计划中，我们会不会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再次交集。但如同苏打绿在《当我们一起走过》中唱道：“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请原谅我在此刻，化身为会令你掉一地鸡皮疙瘩的文艺青年。因为旅程对我们来说，永不在于了解和认识一个新的地方，而是了解和认识未知的自己。
旅行对我而言，是对未来自己的约定，通过这样的仪式，我便可更安然自若地去接受下一个阶段的自己。
我们并不会退缩，因为我们不害怕去面对一个更强大的自己。
德黑兰的朝阳
我从伊朗回到国内的几个星期内，每次闭上眼睛，总还是会想起那些在Hyperstar看到的女生们。她们围着黑色的头巾，有些面容像Dior Jadore（迪奥真我）香水里的Charlize Theron（查理兹·塞隆）一样冷峻迷人；有一些则像是《饥饿游戏》里的Jennifer Lawrence（詹妮弗·劳伦斯），有些白皙的脸和一点点婴儿肥，笑起来像玫瑰花一样迷人。她们大多数不施粉黛也已经足够动人，如果刷了一层睫毛膏，又涂上了大红色的口红，你会发现每一帧她们映射到你瞳孔中的模样，都像是时装画报里的女郎一样令人惊艳。
伊朗根本没有谣传得那么危险，甚至跟“危险”两个字搭不上边，当然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穷破。事实上，在首都德黑兰北部，这些地段的房价几乎可以和北京持平，一套三室一厅带开放式厨房的公寓月租是一千五百美元，相当于九千元人民币。这里的物价也差不多跟国内持平，大多数商品要比国内便宜。比如半打西葫芦，国内大概要卖到六七块，这边只要两块钱；一瓶一升的鲜榨橙汁，这边大概只需要六块钱。
站在首都德黑兰的街头，人群中也看不见几个外国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伊朗人看到外国人会极其热情，站在德黑兰街头，很多陌生人会上前跟你打招呼，微笑着问你从哪个国家来。
我一直认为就诠释“礼仪之邦”这四字来说，现在的伊朗人做得很好。我喜欢伊朗的每一个笑容，他们像是德黑兰六点的朝阳，灿烂又充满希望。这些笑容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如此温暖，让人觉得这个国家依旧到处充满着希望；而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像棉花糖一样细腻又柔软。
我离开德黑兰的时候，是早晨五点。坐上出租车从北区开往机场的路上，德黑兰的朝阳刚刚升起。在一片空旷的原野中，金色的阳光从车窗外透了进来。出租车司机是个女人，一般来说这里的女人并不会主动跟异性搭讪。但她突然问我“德黑兰的朝阳是不是很美”，我看着她的背影，金色的阳光洒在她黑色的头纱上，这一束和煦的晨曦，代表了德黑兰全新一天的开始。
很美，我回答她，德黑兰的朝阳，很美。
伊斯坦布尔的一切
在我旅行生涯至今，我最爱的城市，一定是伊斯坦布尔。我想等我老了以后，就搬到这里，租一间公寓，养养花。下午两点从菜市场买菜回到公寓，然后开始准备晚饭，等到四五点的时候，我就可以坐在小露台上享用晚餐了。吃完晚餐，开始喝点餐后酒或红茶，傍晚的伊斯坦布尔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被夕阳吞没。这些五颜六色的小房子和金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组成了这世上最美的景观。我爱这座城市，爱有关她的一切。
我抵达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已经开始降温，飞机停靠在停机坪时还下起了小雨。我坐着Metro从机场去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途中换乘了三次。我对这里的交通一无所知，我出发前一点攻略也没有做，不知道怎么去塔克西姆广场，也不知道除了在亚欧交界之外伊斯坦布尔还有多少名堂。但我带了一本书，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写的书-《纯真博物馆》。我还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作家这么热爱这个城市，以至于他几乎将每一本小说的背景都设置在了伊斯坦布尔，不是别的国家，也不是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就只在伊斯坦布尔。
无头蝇一样的旅行方式固然不推荐，但我却从旅行一开始就收获了很多好运。我在车站列车指引员的指路下搭乘M1线到了终点站阿夏莱（Aksaray），然后又从这里换到了第二条线路。伊斯坦布尔的地铁换乘不太便利，需要出站，二次收费不说，有一些站隔得还有一点距离，又没有路牌，实在是不太好找。但我要从阿夏莱换乘到卡巴塔斯（Kabatas）时，一出站就碰到了一个会说英文的土耳其年轻人（大部分土耳其人的英文实在是不怎么样，即便是年轻人也一样，所以你可以想到这有多么难得），他刚好跟我一个方向，于是便带我一起乘车，还帮我付了车费。
到了卡巴塔斯便到了欧洲新区，从这里到塔克西姆广场就容易多了。在奥尔罕·帕慕克写的《纯真博物馆》里，不止一次提到了塔克西姆广场。塔克西姆广场位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贝伊奥卢路。这个饱经沧桑的城市广场见证了无数重大事件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毋庸置疑地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中心。广场南面矗立着环形独立纪念碑，用来纪念共和国的创建者——万千土耳其民众无比敬仰的国父凯末尔。
我的伊斯坦布尔之行，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但只有两天的时间去了景点。大多数时间，我在欧洲新区的大街小巷里走街串巷，碰到有意思的小店就停下来，走累了就到咖啡馆坐一坐，喝一杯红茶，然后抱着厚厚的《纯真博物馆》看上几章。在我看来，没有比在伊斯坦布尔乱闯甚至迷路更令人愉悦的事情了。这个城市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都美得令人窒息。而每条小巷，都像是一次遇见美的冒险，从来不让人失望。
大概是因为处于亚欧交界，抑或是政府和国家的文化开放，伊斯坦布尔的游客比德黑兰要多得多，塔克西姆广场旁边的购物主街，从日到夜每一天都人潮涌动，甚至比南京东路的人还要多。我在这里，认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比如和法国男友一起来土耳其旅行的哥伦比亚女孩，她跟我抱怨她刚刚把自己的护照换成了法国护照，因为她用之前的哥伦比亚护照旅行时，到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签证，即便是邻国厄瓜多尔。
她的法国男朋友告诉我，如果游客在街上用英文向法国人问路，他们可能真的不会理你。还有陪我一起在Hostel（青年旅社）住了四天的西班牙男生安德里斯，他跟我说西班牙大概是欧洲人眼中最无感的国家了，因为“我们粗鲁、大声讲话，而且还喜欢打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斗牛了”。还有来自印度的苏梅，他说所有在外国人眼中那些关于印度“神秘的部分”他都不喜欢，但他们是真的很爱跳舞。土耳其人和伊朗人也很爱跳舞，他们比国内的人看起来都要更爱音乐。在街上你随时可以看到有游唱艺人在演唱或弹奏各种风格的歌曲，我甚至还买了两张街头艺人的自制CD。
所有关于这些国家听过或未曾听过的传闻，经过这些本国人的叙述，都变得鲜活且好玩起来。这个城市，真的做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一切在这里看来都是自由且合理的。
晚上十点的伊斯坦布尔，游人差不多都已经散了，公园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大多都是本地人，他们喝着红茶或者咖啡，用土耳其语聊着天。我在这冷冷的空气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我问贝思拉想不想吃烤肉。土耳其有很多餐馆是自助式的，想吃什么拿什么，而且还开到很晚。在餐厅的露台上，我们边吃着鸡肉串边回顾着这一周来遇到的人和事。贝思拉说如果我想要通宵，她也可以陪我。但我特别想睡觉，而且贝思拉明早还要在Hostel上班。我跟她说，我一定会再回来，然后我要亲自在她朋友的公寓里给她做一次中国餐，到时候我们可以聊到天亮。
这大概就是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周了，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奥尔罕·帕慕克如此热爱这个城市。这个在亚洲尽头欧洲起源的城市美得不像话，当你听着Maximilian Hecker的《I‘ll Be a Virgin,I’ll Be a Mountain》游**在这里的大街小巷时，你会爱上这里：
这里的阳光、爵士CD店、糖果商店、香氛店、烤肉店和书店。
这里的一切。
逃离马尼拉
我们在马尼拉逛** MALL OF ASIA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地的bobbi brown（芭比布朗）、MAC等彩妆专柜，摆出来的粉底液都没有深色号。按理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在菲律宾遇到的十个人中，八个人肤色都很深，如果用浅色号的粉底液光想想就觉得很诡异。等到我们坐的士前往机场要离开马尼拉时，金角看到前面公交车身上的广告女星，说了一句：“菲律宾的明星们看起来都不像是菲律宾人。”
这个时候我才猜测到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菲律宾买得起bobbi brown的人——像是这些广告牌上肤色雪白得不真实的女星，或是在** MALL专柜前肤色看起来像富家女或白领的这些女生，一般肤色都并不黑；而那些在烈日中为了五比索争前抢后帮行人拎行李把自己晒得乌漆墨黑的女人、那些肤色黝黑看起来最像普通菲律宾人的那群女人，她们用不起bobbi brown。
即便是在首都马尼拉，也随处可见不顾生命安危在街上乞讨的小孩和老人。这里的的士司机几乎从不打表，坑一个游客是一个。比如从机场到可以开船去Sabang（萨邦）的Batangas（八打雁）码头，他们的开价是三千五百比索（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大概是五百元人民币），但事实上如果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到Batangas码头花费不超过三百比索（约合人民币四十元）。即便上车前谈好要打表，下车可能也要加收费用或者干脆不给你找零，根本没有诚信可言。
酒店或是码头聚集的人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钻着空子想要你的小费，他们不由分说，抢走你的行李，即便只是走了两步，也会跟你要几十甚至上百比索的小费。
这个叫Sabang的岛并不是旅游胜地，知道的人多半也是因为曾经或正在岛上学潜水。国内学习潜水条件有限，很难达到一对一教学，并且安全系数也没有国外高，所以很多想学潜水的人会来这个岛上练习。不过即便是这样，Sabang也没有成为旅游胜地。不够知名的可能性有很多，交通的不便利是制约它发展的一个原因，但当地人几乎丧心病狂地敛财和对公共环境的不作为才是最令人头疼的。他们可以眼睛不眨一下，就把瓶身上标明售价三十二比索的啤酒抬价到九十比索。
我之所以会去Sabang，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朋友在岛上学习潜水，刚好有假期也就跟着过去了。这个小小的岛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长待的点。所谓的淳朴民风，早就被贫穷消灭得一干二净。破旧的街道、见缝插针的商贩和服务差劲的Hotel在这里比比皆是，岛上Wi-Fi都极慢无比，甚至还经常突然停电。你大概会觉得，这个偏远的看起来跟农村一样的小岛，至少物价会比较低。事实却刚好相反，岛上的物价比起国内的海滨城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女孩们，是这些白人在菲律宾的“临时伴侣”；这些人或许放在自己国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但岛上的无知女孩们让他们的“春梦”成为可能。这些女孩中，有一些可能甚至还不满十六岁。这样一个小岛，我从抵达的第一天起，就深深觉得再也不会来。
我在马尼拉机场候机离开的时候，还收到了在Sabang认识的朋友发来的微信。他说他打算从Sabang去Batangas 码头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台风，岛上小型接驳船因为安全问题停航。接驳船停航后，那些拥有私家船的当地人将原本只要二十六比索的船票炒到三千比索一张。不得已朋友只能选择坐摩托车去六十八公里以外的另一个码头坐大型的接驳船，结果在去的路上，摩托车司机载他到了一个荒郊野岭，然后把他身上的所有行李都抢走了（只剩下一百比索和一部手机）。我回国抵达广州以后，传来他千辛万苦总算也顺利回到国内的消息。
至于他是怎么回来的，我一直没问，也不想再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