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康有为之维新说
康有为，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生于清咸丰八年，卒于民国十六年（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追逐过科举功名，得光绪乙未科进士。“甲午”败后，他鉴于中国民族的危急，率领十八省有觉悟的士大夫——举人三千公车上书，开空前的群众运动方式，也如同“五四”学生群众运动，一样的代表了爱国思想和争自由争人权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意识。后来为着继续其革命运动，创强学会，一方面树立革命的理论体系，一方面集中革命的分子和训练革命的斗士，以作变法自强的准备。后来他扮演戊戌变法的主角，也不是偶然的。他向德宗所呈之《法国革命记叙》《波兰分灭记叙》，都表现了民族思想的强烈。其所著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推翻中国数千年来儒家传统的封建文化；其所著之《大同书》、《孟子微》，更充满了新兴布尔乔亚求解放求自由的意识。至于《戊戌奏稿》，则系有系统的政治改革方案与计划。
有为在认识论方面，没有有系统的说明，也许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不过，在他的《孟子微》里，也还到处表现着零星的认识概念：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夫至于化物而与牛哀化虎无不得为人矣。人之生世，与接为构，莫非物也。借耳目为接物之官，即以耳目为化物之具。纷华遍印于我脑，嗜欲深移于我情。其始借以为欢娱，其后大生其爱恋，爱极生缠，缠极生习，爱缠展转，熏习浓深。于是不能自主，甘为物役，舍身亡生以从之矣。非惟物诱而已，凡生与之俱。一地有一地之风，一国有一国之俗，既入其中，皆能移人，积习既久，与之俱化，忘其是非。（《孟子微》）
这一段话，虽然是对孟子的心性问题的新注释，其实已透露了人类意识须受物质环境的决定的意味，绝不像孟子那样把心性问题从物质中孤立起来去把握；同时并透露了人类意识由于后天环境不同而发生差异的意味，绝不像一般人所说那样的有先天的差异。这确实是比较进步的方法论。此外，他对于自然科学有相当的素养，因而他常常拿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来说明人生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也是比较进步的方法论。
有为站在新兴布尔乔亚的立场，而确立社会进化的历史观。他从公羊学所谓“张三世”，“通三统”的说法，而阐发社会进化和变革的必然性。他解释“通三统”，即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其解释“张三世”，即是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步。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到清代末年，已到了穷则必变的阶段，其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里说：
一统闭关之治，与列国竞争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陆舟车之异宜也。今我国处竞争之新世，而行闭关之旧法，安得不危败乎？夫秋扇必捐，堂蓑无用，五月之裘难披，岸上之船不住，物之公理也。礼以时为大，而孔子时圣，逆天不祥，违时必败。若当变不变，必有代变之者矣，与其人为变之，何如自变之为安适？（《戊戌奏稿》）
在这里，一方面认为社会愈改变而愈进步，一方面又确定变革是时势的要求，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同时，并暗示变法则自强，不变则有沦为殖民地（代变） 的危险。他为着强调他的社会进化的理论根据，因而又说：“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大学》第一义，在新民，皆孔子之要义也。孟子欲滕进化，于平世去其旧政，举国皆新，故以仁政新之。凡物旧则滞，新则通，旧则板，新则活，旧则锈，新则光，旧则腐，新则鲜。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天下不论何事何物，无不贵新者。”（《孟子微》） 在社会不断进化的过程中，自然需要新的文物制度去代替旧的文物制度，使社会不断的换上新装。
从他这种进化论出发，把数千年来封建社会所宗奉的经典在一个“伪”字下和孔子托古改制的口号下完全与以否定。他所做的《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在严厉的清算和批判过去的文化，其给予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据梁启超先生所说：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之大部分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竭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清代学术概论》）
新兴布尔乔亚既然要建设本阶级所需要的制度文化，便不能不否认束缚本阶级的封建文化，自然会把“儒家”所遗留的经典，认为不是伪造的，便是托古的。这真是在启蒙运动中很尽了消极的作用。
在文化工具方面，他主张废止麻醉士大夫和束缚士大夫思想的八股。他说：
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渐乃忘为经义，惟以声调为高歌，岂知圣言，几类俳优之曲本。东涂西抹，自童年而咿唔摹仿；妃青俪白，迄白首而按节吟哦。既因陋而就简，咸闭聪而黜明。试官妄取，谬种展转以相传；学子循声，没字空疏而登第。虽有经文五义，皆以短篇虚衍；虽有问策五道，皆依题字空对。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然凡此所讥，尚属进士举贡生员以上者也。若夫童试，恶习尤苛，断翦经文，割截圣语，其小题有枯困缩脚之异，其搭题有截上截下之奇，其行文有钓伏渡挽之法。（《戊戌奏稿·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在这里显示八股之无用，确实很刻毒。若驱一般青年孜孜于无用之八股，简直是贻误青年，其残酷比白起之坑赵卒尤有过之。所以他接着说：
若童生者，士之初基，吾国凡为县千五百，大县童生数千，小县亦复数百。但每县以七百计之，几近百万人矣。夫各国试皆无额，惟通是求，而吾国学额寡少，率百数十额，乃额一人，故录取者百之一，而新试者不止百之一。故多有总角应试，耄耋犹未青其衿者。或十年就试，已乃易业。假三十年之通，则为三百万人矣。故有人士终身未及作一大题，以发圣经大义者。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最有用之年华，最可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墨、瑞士之民数矣。以为国用，何求不得，何欲不成。乃以三百万可用之精力人才月日，钩心斗角，敝精费神，举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以言圣经之大义，皆不与之以发明也。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而外人所尤怪诧者矣。……且童生者，全国人之蒙师也，师之愚陋盲瞽既极，则全国人之闭塞愚盲益甚。（同上）
他直截了当地主张废除“敝精费神”之八股，而集中青年智识分子之精力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况且处在这个资本主义竞争时代，更不能拿这套东西来做愚民的工具。所以他又说：
昔在一统闭关之世，前朝以之愚民则可矣。若夫今者万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不若人，败亡随之。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而乃以八股试多士，以小题枯困截搭缚之才，投举国才智于盲瞽，惟恐其稍为有用之学，以为救时之才也。不亦反乎？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同上）
这不仅说八股消极的无用，而且说八股积极的有害，并且把它的害处夸大起来，竟说：“中国之割地败兵，八股致之。”总之：他之主张废八股，是在肃清有碍社会进化的文化。我们要知道：人类文化，是要随人类生活进展而延续的；废止旧的，应当要建设新的，作为人类精神上的粮食。因而他更进一步主张兴学校，一以灌输比较进步的布尔乔亚文化，一以训练布尔乔亚的革命战士。他说：
我乃鞭一国之民，以从事于八股枯困搭截之题，斫人才而绝之，故以万里之大国，四万万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国也。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吾国任举一政一艺，无人通之，盖先未尝教养以作成之，天下岂有石田而能庆多稼哉？今其害大见矣，不可不亟设学以育成之矣。……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若其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也。（《戊戌奏稿·请开学校折》）
他认为废八股，犹之治病“以吐下而去其宿疴”，兴学校犹之“宜急补养以培其中气”。并且把日胜我，完全归功于“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同时，单靠国内兴学，还不能训练高深人才，一定要派遣子弟到欧美去留学，把欧美的资本主义文化技艺介绍到中国来。他说：
若夫派游学乎？则宜多在欧美矣。书者空言也。实行之事，非深久游入其学校，尚虑不能深明之。且欧美近今之盛，实以物质故。汽力之为用，倍人力者三十；而国势之富盛强，亦三十倍。夫物质之学，又非可以译书得也。（《戊戌奏稿·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
这就是说欧美的物质文明不是在国内兴学的开始所能接收得了的，一定要派遣聪颖子弟赴欧美留学，深入其制造厂、实验室，才能学习过来。至其派遣留学生的办法，则：“请大筹学费，或令各县分筹之，大县三人，中县二人，小县一人，皆举其县之秀才，令其县自筹供其费。吾以千五百县通计县二人，骤得三千游学生矣。”（同上） 至其所学的科目，因其需要缓急的不同而有先后的规定，故说：“律医二者，我宜缓学，自哲学、海陆军、化、电、光、重、农、工、商、矿、工程、机器，皆我所无，亟宜分学。每科有二三百人矣，其后岁岁议增，及理财，既成增派无数，六年之后，立国之才，庶几有恃。”（同上） 在当时，有为即已意识到哲学与工理科有同样的重要，因为西洋之工理科所以飞跃猛进者，是有他的思想为之基础，哲学为之羽翼，绝对不是凭空而孤特的就如此了。此外，他又主张多译日本书，其用意在使西洋资本主义文化，很简便的从日本转译到中国来：
亟变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倍速过于日本也。今以吾国人士至卿大夫，此一国之托命者也。其聪明才智，岂为乏人？其欲讲求外国之政治文学工艺知识亦夥矣。然苦于欲通之而无其道也，以无各国之书故也。昔者大学士曾国藩尝开制造局于上海以译书，于今四十年矣。其天津福建广州亦时有所译。然皆译欧美之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既无通学以主持之，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不足以发人士之通识也。徒费岁月，縻巨款而已。臣愚颛颛思之，以为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但工艺少阙，不如欧美耳。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易，其费日无多也。请在京师设译书局，妙选通人主之，听其延辟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同上）
译书一事，他不仅注重官译，令京师及各省设官译局以总其事，而且奖励民译，以译书字数之多少，报以爵位之高低，而发生如次的规定：“士人能译日本书者，皆大赉之。若童生译日本书一种五万字以上者，若试论通，皆给廪生，廪生则给贡生。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士给翰林，庶官皆晋一秩。应译之书，月由京师译书局，分科布告书目以省重复，其译成之书，皆呈于译书局，译局验其文可，乃发于各省学政，试可而给第，举人以上至庶官，则译局每月汇奏，而请旨考试给之。”（同上） 他这样重视译书，其意在整个地接受资本主义的文化，这真是在启蒙运动上很尽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在前面即已说过，有为对于自然科学的素养也很深邃，而《诸天谈》一书，即是其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晶，其在序言中也有一段对于研究心得的自白：“康有为生于绕日之地球星，赤道之北，亚洲之东，昆仑山之西南，中华之国土，发现海王星之岁以生。二十八岁时，居吾粤西樵山北银塘之澹如楼，因读《历象考成》，而观天文焉。因得望远镜见火星之火山、冰海，而悟他星之有人物焉。因推诸天之无量，亦即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乃作《诸天谈》。”在其中力辟古以占验言天之谬，古以分野言天之谬，并肯定中国古代天文学之所以不精，由于制器未精之故。他更进而确定“地为绕日之游星”，“地为气体分出”，“地有热力故能自转，人见与日向背而分昼夜”，“地为他星所吸故南北斜倚”，“月转及潮”，“月随地绕日亦椭圆”等定律，他这样崇拜科学，真是推动启蒙运动之具体的表现。
他受了甲午战败的刺激，发生很浓重的民族意识，所以有如次的慷慨悲歌：
临睨太平洋兮，回望神州；兵气不扬兮，蹙国是忧。强敌磨牙而争噬兮，瓜分日谋。我同胞被鱼肉兮，遂辱可羞。我恐为奴隶马牛兮，夜沉沉而神愀。
相彼犹太兮，如丧家之狗无所依，噫！视彼波兰印度永奴之。噫！我若无国兮，被逐何归？噫！我不急时奋起兮，既落难复飞，噫。（《南海先生诗集·干城学校歌》）
若“不急时奋起”，我们将为犹太之续，而有“瓜分”的危险。又云“我若生高丽兮，一时胁罢兵而亡。噫！我若生阿富汗暹逻之小国寡民兮，虽自藩而无能。噫！我若生印度兮，久为奴而无乡。噫！我若为波斯突阙之人兮，教力压而难扬。噫！我即为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之国民兮，蕞尔强而难张”。（《南海先生诗集·爱国歌》） 但是，“我有霸国之资”，故而“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颃”。（同上）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不仅不能够做到“无与我颉颃”，反而不能与任何国家颉颃，真是伤心已极！况且还有一事最显明刺激我们，即是“蕞尔日本兮，我种我曹，地大如吾四川兮，人短不高，能舍身家兮卫国土，能习武事兮学兵韬，能胜强俄兮，万国仰其英豪”。（《干城学校歌》） “况我万里之广土兮，五百兆之人民，五金之咸备兮，万国无伦。我可选千万之民兵兮，为一大军，舞我黄龙旗兮，横绝地球春。”（同上） 他这种爱护国家民族之心情，何等紧张，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说：“处竞争之世，有兵则文明，无兵则蛮髦。”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
从这里转入政治论，他认为封建政治已成为国家民族生存的障碍，必然地要易以“德模克拉西”的政治才能生存于竞争的世界中。他确立“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孟子微》） 的社会观，他所作的《孟子微》，借孟子“民贵君轻”之躯壳，而装入西洋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后变法维新的主张，亦莫不从这一观点出发的。他认为“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孟子微》卷一） 他抱着这种信念，所以向当时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光绪帝，请求定立宪，开国会，即是想避免流血的手段，而把中国向民主政治的途上推进。他说：
伏乞上师唐虞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若臣言可采，乞下廷议施行。若其宪法纲目，议院条例，选举章程，东西各国，成规具存，在采酌行之耳。（《戊戌奏稿·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至其立宪政体之组织，则规定：“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顾问官也。诸大夫，上议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为与民共之，以国者国人公共之物，当与公任之也。”（《孟子微》卷一） 他既主张人人独立而平等，所以主张“法律各有权限，不得避贵。……犯罪皆同，美总统有罪，亦可告司法而拘之”。（《孟子微》卷四） 这完全表现司法独立的精神。他所做的《大同书》，更憧憬着求解放求平等的远大理想，梁启超把它的全书的内涵，包括为十三条：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清代学术概论》）
这其中，含有很浓重的社会主义成分。把封建观念、迷信思想，铲除得很干净。本来，在革命时期中的布尔乔亚的思想多含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是历史上常见的事。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布尔乔亚为增厚其革命的实力，不能不把无产群众罗致在其革命阵线之下而一致行动。自然要发出接近社会主义的言论，以为罗致无产群众的手段。
他又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德模克拉西”的政治配合起来。他认为在从前闭关自守的时代，“使民无智无欲，质朴愿悫，礼节廉耻，孝弟忠信，相安相乐，亦复何加”！（《戊戌奏稿·请厉工艺奖创新折》） 但是到了竞争剧烈的现代，“汽船自绝海而驶来，铁路由异域而通至，电线电话，可万千里而通语文，甚且汽球翔舞于空中，虽有高城峻天，亦复无关可闭”。（同上） 世界各国的物质进展如此神速，我们不能不厉工艺，奖新创，而迎头赶上他们，以为富强的基础。他说：
臣窃怪诸欧小国，仅如吾一府一县，大如英德法奥意，亦不过吾一二省。其民大国仅得吾十之一，小国得吾百之一。而大国富强，乃十倍于我，小国亦与我等，其理何哉？深考其由，则以诸欧政俗学艺，竞尚日新。若其工艺精奇，则以讲求物质故。自嘉庆元年拿破仑募奖新器新书，而精器日出，至今百年，创新器者凡十九万余。于是诸欧强国，遂以横行大地，搜括五洲，夷殄列国，余波震**，遂及于我。自是改易数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矣。近者电学新发，益难思议。但就往者汽机所成，倍人力者三十，故其国富强之力，亦倍三十。（同上）
他认为工艺新创，可以摧毁封建的生产制度，而提高其生产力，以奠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石。在这运用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之下因而非常痛恨那般轻视工业者。认为他们“诋奇技为**巧，斥机器为害心，锦绣纂组，则以为害女红，乃至欲驱末业而缘南亩，此诚闭关无知之至论”。（同上）
在奖励工业新创的要求下，商品经济必随之发达，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形之下，必须发展交通，以便利商品的运输，因而他主张修筑铁路：
夫铁路缩万里为咫尺，循山川如图画，收远边为比邻，以开民智，富民生，辟地利，通商业，起工艺，省兵驿，固边防，莫不由之。凡各国文化富厚兵力之所及，皆视铁路之所通达以为衡。况吾中国地大物博，比于全欧，地大而无铁路通之则荒，物博而无铁路发之则弃。若皆开铁路，使地利皆通辟，物产皆发扬，以吾国之广土众民，大地莫强焉。（《戊戌奏稿·请废漕运改以漕款筑铁路折》）
铁路是交通的命脉，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是商品交易必需的工具，站在新兴布尔乔亚的立场，自然有建筑铁路的要求。至于建筑铁路的经费，则从废漕运所省节的漕款的项下拨充之。而其铁路系统，则规定为：“南自江浙闽粤，而通桂滇川蜀，北自燕晋秦陇，而至蜀，乃入藏焉。北自辽蒙，直抵伊犁，而内达于陇。”（同上） 这实在是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中的建筑十万英里铁路的先声。此外他主张废止厘金，系在企图解放民族资本的束缚，以便抵抗外资的压迫。
其在国防方面，主张武器现代化、军队现代化，至少也可以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炮舰政策，更进一步还可以保护自己的商品向外发展，因而他有停弓刀石试改设兵校的要求：
夫武试之制，始于唐之武后，于今千二百年矣。乃在德意志初祖沙立曼未出世之前，此真博物院之古物，足供考古者，岂今犹可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斗，鸣长镝以相警乎？以此弓刀石而与数十响之后膛枪、开花弹之克虏伯炮相校乎？既必无是理矣。虽今练兵，皆用洋枪，无用弓刀石者，既知不可用，而令数十万之旗兵，百万之武举人、生员、童生方当壮佼武勇之年，而敝精力、**家、縻禄食于弓刀石至古旧无用之物，果何为乎？……今举国上下，莫不知其无用，然因旧仍不请改，朝廷亦听之，坐弃百余万武士之勇力年华，岁縻百余万人之禄食饷糈，虽或出于国，或出于民，要合计之，其为暴弃百万之兵，岁弃万万之费，乃实事矣。以言兵事，等于古玩儿戏，以言国计，则大为弃民伤财。虽在闭关承平，然犹不可，况当列国竞争之世，东败偿割之后，而仍不肯变计乎？（《戊戌奏稿·请停弓刀石试改设兵校折》）
这指责中国武器和兵训的落后，自然不能与新式武器和新式兵训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竞争相抗衡，不得不设兵校，以企图武器之改良和兵训的现代化。其后，他再度上疏，更具体的请求仿效德日练兵，来强化中国的国防，更进而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袭击。
总之：有为之一切意识形态，俱莫不从“觉民”与“救民”两者出发。（见《孟子微》） 而提倡科学、宣传民主和巩固国防，又为觉民救民之具体内容，也就是推动启蒙运动之最具体的功绩。
不过，有为终于是一位带有多量的封建性的布尔乔亚之代言者，不肯把封建的袈裟，完全脱掉，他还想保存封建政治制度的外形，因而他直接提出所谓“虚君的共和”政治制度来：
其在今世之共和也，有议长之共和国焉，瑞士创之；有国民公举总统之共和国焉，美洲是也；有上下国会合选代表王之总统共和国焉，法国是也；有上下国会合选之总统不代表王之共和国焉，葡萄牙是也；有虚君之共和国焉，加拿大创之；有君主之共和国焉，英创之。
盖立宪之君主，实非君也，不过仍存虚衔，实力高贵之世爵，于王公上加一级虚爵云尔。
天下古今之义，必出于三：孔子言三统、三世是也。若以君主言之，既有专制之君主，有立宪之君主，自应有共和之虚君。以立宪言之，有立宪之民主，有立宪之君主，自应有立宪之虚君主。以共和言之，有议长之共和，有总统之共和，自应有虚君之共和，其义一也。（《共和政体论》）
他主张设“虚君之共和”的理由，据他自己说：“盖虚君之用，以门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以尊贤。夫两雄不并立，才与才相遇则必争。故立虚君者，得专行其志，而无掣肘之患。”“有虚君则不陷于无政府之祸一也。政府可久暂，如英小彼得之十九年，如德俾斯麦之二十余年，故能善其政而强二也。若不善则期年数月而易之，民心不积恨，而祸患可不发三也。”（同上） 这完全是由于他的残余的封建意识在他的脑子里作祟，以致发出这样拥护封建制度外形的妙论。后来，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里（见《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直接反对革命，更进而成立保皇党以拥护封建制度，这是他的封建思想向前滋长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