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字香涛，谥文襄，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屡督学典试；外任督抚，垂三十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庚子之役，京师被陷，太后西奔，封建政权更危急万分，他再三上疏，请求施行新政，如兴学育才，如采行西法，大致都被采用。他充任两湖总督时，施行新政尤力，如京汉铁路、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皆彼所创办。他如创设兵轮，创办新军，俱在强化封建社会机构。在另一方面，刊行古书甚多，并著《书目答问》，以为后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指南。其他著述有《劝学篇》、《南皮宫保奏议》等。
张氏生于“变法图强”的空气非常浓厚的时代，他是开明的地主，较之荣禄一般人的眼光要锐利得多。他认为非变法不足以挽救封建地主政权的运命，非接受西洋的物质文化不足以启发封建地文化的生机。因而他大声疾呼曰：
征之于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唯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于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余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朝变法最著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劝学篇》）
他这样引经据典，企图在找得变法之理论上历史上的根据。诚以“外患之乘，幻变如此，而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有效也”。（《乙亥奏折》） 他具有“变法即可以自强”的信念，更具有“要自强非实行新政不可”的决心。不过，他所变之法，与所行之政，是有范围的：“夫不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机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同上） 即是说，所变者是法制、器机、工艺，而古先圣所遗留的伦纪、圣道、心术，那是万不可变的。因而张氏的变法，不同于康梁的变法。康梁的变法，在企图实现一个民主国家；而张氏变法，则在充实封建社会的机构。
从他这基本观念出发，因而把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思想对立起来，认为西洋文化是“艺”，中国文化是“道”；但是在目前，我们要承继中国的道以正人心，同时要接受西洋的艺以开风气。他说：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
他这样把中西文化思想对立起来，认为中西的学问各有范畴，各有领域，并各有其用途。但是，他认为两者都要学，因而他批判崇旧抑新，或崇新抑旧两者都犯有同样的错误。他说：
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树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皆中国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学。溺于西法者，其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则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稣，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河矣。（同上）
他一方面攻击纯粹之国粹论者，斥之为“自塞”，为“自陷危亡”；一方面又攻击纯粹之欧化论者，斥之为“自扰”，为“丧其所守”；另一方面又攻击以中学傅会西法者，斥之为“自欺”，为“空言争胜”。他非常痛恨当时“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的现象。“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同上） 他这样深刻地指责“病新”与“厌旧”两派的错误。“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同上） 我们从这里即可以看出他当日是完全以孝、悌、忠、信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而以机械、技术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如果人人以中国的思想文化为本体，而以西方的思想文化为效用，则虽行为议论，不尽出之于经文，然而无害于为中国之政治道德。所以“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吾中国先圣先师立言之旨；考史以识吾中国历史之治乱，九州之风俗；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穀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同上） 他要做到二者不可偏废；否则“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砻瞽”。（同上） 而产生他的得意之作的文化政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上） ，这一政策，支配了清末的文化界。他为着实现这一文化政策，在上海组织强学会，用集体力量来执行这一政策。此会应办的事，在其章程上有明白的规定：
一、译印西洋图书，首译新闻材料，次译章程、教条、律例、条约、公法、日录、招牌以至地图著作。
二、刊行报纸，专载时务，兼译外国新闻，也载学术专著。
三、设图书馆，收藏中国图籍，采购西人政教和学术著作。
四、开博物院，收集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
这个会是他接受西学的总机关。而这机关设立之目的，在于“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还是跳不出“中体西用”的圈套。
其他有“公羊派”今文大师之称的王闿运（壬秋） 、廖平（季平） 在清末的思想界发生相当的影响，其思想体系，与张之洞、曾国藩是同一立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