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曾国藩之“学夷技以制夷”说
曾国藩，字涤生，号伯涵，谥称文正，湖南湘乡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卒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一一—一八七二）。累官礼部侍郎，丁忧返里，会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曾氏乃在籍督办团练，编制乡勇进剿，卒告成功，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他的古文素养甚深，为“桐城派”古文中兴健将，遗有《曾文正公全集》。
他在思想方面，本来没有成立完备的体系；惟以官高位尊，在清末发生相当影响。他的方法论，是唯心的。“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顺性命之理论》） 这已充分地表示性是先天的，而且有主宰一切的作用。“image 缊化醇，必无以解乎造物之吹嘘，真与精相凝，而性即寓于肢体之中，舍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则有视听言动，即有肃乂哲谋。其必以肃乂哲谋为范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同上） 这把社会规范之“肃乂哲谋”，“仁敬孝慈”认为人类先天的性，更透露了观念论的意味。
他非常重视个人在社会上的作用。政治之好坏，风俗的善恶，他全认为是人的作用。如果有好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者在社会上负起领导的责任，那么，政治就可以走上光明的道路，风俗就可以走上淳厚的境地。他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原才》）
一种风习发展的趋势，“始乎微，终乎不可御”，他说得非常的真切，个人即在发展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曾氏只看到风习发展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一种风习的发展，还要受社会环境决定呢！法国的“德模克拉西”的风习，卢骚、孟德思鸠这般人，固然尽了推动作用；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达、成熟，更有绝对的决定作用。曾氏不明了这一点，虽“一生……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千百艰阻而不挫屈”（引梁启超语） ，以企图清代封建政权之复兴与巩固，然而清代政权终不能阻止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趋于灭亡。
他又认为政治家或社会改革者领导社会，主要的要具有领导的人格，有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有那为天下倡的忠诚，才能负得起领导的责任。他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湘乡昭忠祠记》）
他看到他所生的时代，“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与江岷樵左季高书》） 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粤匪”不断的骚扰，封建政权，岌岌可危，因而他感伤时局，希望“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同上）
他最痛恨的，就是当时名教人伦的隳废，社会典章法度的破坏，真使他不敢“袖手旁观”，起来与其阶级敌人（洪秀全等） 奋斗，他在《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
的确，他看不惯人民平等，产业平等，和以“新约”代“孔子之经”这些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所以不惜认贼作父而从事汉族内部的屠杀。他认为这样“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恨”。（同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氏的阶级观念超过他的民族观念。为着要维持本阶级的名教，不惜拥护异族的统治而戕害自己的同胞；为着要戕害自己的同胞，又不惜借助异族的武力（洋兵） 。
曾氏目击中国社会自身的腐烂，拟注射强心针，以挽救中国社会的垂危。他受了魏默深的《海国图志序言》所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的影响，也提出“学夷技以制夷”的口号来，去吸收西洋的物质文明。他派遣聪颖子弟赴外洋留学，其用意就在吸收西洋之物质精华来健康中国社会的体质，其终极目的，也在维护满洲政权。当时有人以为天津、上海等处已有造船厂，京师已有同文馆，不必派员赴欧西留学的抗议，曾氏还是坚持他的意见，说：
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兴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
中国的聪颖子弟，在曾氏的派遣下而留学西洋者，日多一日，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上，曾氏确有相当的功绩。虽然曾氏派遣子弟留学的动机，在造就维护封建政权的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