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末社会诸矛盾
中国社会发展到清代末年，旧社会的生产组织已在崩溃的过程中，而新的生产力却未曾长成，这不仅反映社会生产的中落，而且构成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化。加以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地向中国袭击，愈陷中国于穷困的深渊和矛盾的境地。中国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立见解体，引起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之失业，便呈现着中国封建性农村之悲惨的画图。
世界资本主义的袭击，以英国为先锋队；而英国对华商品的输入，又以鸦片烟为大宗。由于大量鸦片的输入，必然换得大量货币的输出，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危机。满清政府为着挽救这个危机而不得不下鸦片输入的禁令。在这禁令中连英国资本家的商品输入也在禁止之列，这招引了英国资本家之深深地不满，他们遂以武装炮舰的轰击来破毁中国的闭关主义。
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受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袭来而促其加速生产之解体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从旧的生产的基础支持其顽强的抵抗。农民之抵抗的情绪，从太平天国之“反鬼子”这一点上充分表现出来。手工业者的反抗情绪，从道光时代居在广州的伯特·阿鲍的口中充分的流露出来。 [1] 在这种背景下，便构成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之热烈的反英运动，尤其是广东。自然会产生第一次丧失满清政府威信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便不能不屈服于英国资本主义之前，而缔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南京条约》。
自经过此次事变后，中国的地主阶级便完全在资本主义面前屈服，开始排演中国之半殖民地的日程。而原来的中国市民阶级商业资本，从而便走上了买办资本的前途，而作为先进国资本的附庸，充任其宰割中国的先锋工具。可是“闭关主义”，在英国资本主义这一响巨炮粉碎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便都因缘而至，于是又有所谓《中美条约》、《中法条约》的缔结。此后，由于农民群众所发动的“排外主义”而至的“八国联军之役”的结果，又结缔所谓《天津条约》。他如《北京条约》、《爱珲条约》都在这个影响下面先后订立。
在上述的卖国条约当中，中国所损害的权利有如次的几点：
一、在特定地点，允许外人驻军，中国的军事设备，反受条约的限制而自动撤消，使外国军队入境，如入无人之境。
二、每次战败，赔偿战胜国的军费至巨，使中国财源外溢，而外国资本却因此抢得巨量财富。
三、中国丧失了安南、朝鲜等属国，又丧失了香港、九龙、台湾、澎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领土，而中国领土更日见其削弱。
四、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德租胶州湾、俄租旅顺大连，其他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处，均设有租界，使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取得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根据地。
五、开辟许多商埠，给外国商品在中国推销的方便，同时并给外人在中国攫取低廉价格的原料的方便，中国财富悉在无形的侵略下面被掠夺。
六、丧失了关税自主的权利，外国资本主义可以顺利的在中国实行不等价的交换，中国的民族工业遂受很牢固的束缚而不能得到畅然的发展。
七、承认领事裁判权，在华的外人可不受中国的法律制裁而为所欲为；允许传教与游历的自由，来华的外人可以借传教与游历的美名而到处侦察；允许外国军舰商船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而外国的武力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行动，随时可以控制中国。
八、特权条约的订立，外国资本主义可以在华取得各种特权，以便进一步伸展其侵略血手。
这样，世界资本主义把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工作，已十分完成。原来还时思反抗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不但妥妥贴贴的屈服，且反而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了；已准备排演其历史日程的中国市民，却转化为买办资本的资格而出现。
在这内外矛盾交错的形势下，却影响着官僚地主以其政治强制剥削的所得而投入商品市场，转化为官僚资本而出现。所以，在清末，国家所经营的军事工业——兵工厂、造船厂，以及附属的制铁采矿事业等——在官僚资本的概念下，尤获得一个重要的意义。由于其各种因素的成长与存在，便不能不要求其解脱封建势力和先进资本主义的束缚；加以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成功的刺激，更促进中国布尔乔亚改革的勇气，“戊戌变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而有声有色的排演着。不过，中国与日本由于各自的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的差异，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完成了日本布尔乔亚的革命事业，而作为中国布尔乔亚革命运动的戊戌变法却是流产了。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黄兴所领导的兴华会，章炳麟所领导的光复会，俱莫不以排满为目标，企图在排满的目标下面树立布尔乔亚的政权。其后由于三团体的目标统一，而合组革命同盟会，在“驱逐鞑虏，还我中华，建设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下很英勇地进行国民革命。
在这样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下，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一方面从新兴布尔乔亚改革（维新） 的立场上，把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尊奉的文化及其社会的秩序，大部分予以否定，而确立其社会进化和变革的必然性。一方面从新兴布尔乔亚革命的立场上，把欧洲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树立中国的新兴布尔乔亚革命的中心理论，而指示其斗争的方式与前途。因而在此时代的意识形态，与前此完全两样，虽仍夹杂着残余的封建意识。代表者，当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和严复了。在相反的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地主也鉴于自己政权的危急，正在策划挽救其垂危命运的方略。积极地企图恢复中国的封建文化，以作为延续或巩固其封建政权的护命符。同时又企图吸收西洋物质文化的一部，注入到中国精神文化的血液中，以健康中国的封建文化，更进而作为健康中国封建政治的补品。代表者当推曾国藩和张之洞。
在这一时代，还有一个代表中国全民利益的思想家，就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孙中山先生，关于他的思想，已另有拙著之《科学的三民主义》叙述过，本节恕不再述。
